给领导过一遍。”

“20分钟内发你。”周砚答。

挂断电话，他把预案精简成一页纸版本《现场应对卡（V1.0）》，每项写成可执行动作，甚至把“遇到挑衅话术”都写成标准句式，避免现场人员临场发挥。

18:13，周砚刚把预案发出去，内控会议室那边传来消息：媒介主管被叫进去单独问询。

走廊里有人压低声音议论：“听说他们笔记本里有远控残留，麻烦大了。”

周砚没有去凑热闹。他回到工位，把明天开放日的“现场登记表单”再核对一遍：必要字段、明示同意勾选、脱敏编号自动生成、导出权限限制、导出留痕。每一项都像拧紧螺丝，拧到没有缝隙。

20:06，内控问询结束的通知没有发出来，但周砚收到一条陌生企业微信消息——不是好友申请，而是通过“临时会话”发来的文本，只有一行：

“别以为流程能救你，明天现场你就知道什么叫翻车。”

周砚看着那行字，没有回。他截屏、归档、记录时间戳，然后把手机放回桌面。

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对方不止想在内控上把他拖死，还要在“对外现场”制造一次不可控的事故。只要现场翻车，哪怕内控最后查出链条指向别人，组织也会把“项目事故责任”扣到他身上——因为现在执行权在他这里。

这就是对方真正的算盘：证据链压不死你，就用结果事故压死你。

21:14，安全部负责人发来一条短讯：“阶段性取证发现：302公用电脑的监控断联不是设备老化，是人为断电。走廊弱电箱在18:46—18:50间被打开过，打开记录对应门禁刷卡人：行政孙XX。”

周砚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了半拍。

门禁明细里孙XX确实在19:02、19:08进出，但“弱电箱打开记录”指向18:46—18:50，这个时间窗恰好与王XX进入302、监控断联起点重叠。

监控缺口不是“故障”，是“手动制造”。

而制造缺口的人，很可能不是技术人员，而是能接触弱电箱的人——行政、物业、运维任何一个都可能。但现在，记录指向了一个明确姓名。

周砚没有立刻把这条信息扩散。他只回复安全部负责人：“把弱电箱记录作为证据封存，纳入内控动作项。不要口头传播。另：确认孙XX与王XX是否存在同部门/同项目关联，按内控流程走。”

安全部负责人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