构的行政提出意见，其权威大为削弱。朋党之兴，亦在所难免。

李贽在奏疏之中直接指出，应该严格维护大明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权威，通过从上到下的决策机制来解决各种问题。他认为，公论应该是朝廷之柄，由皇帝和阁部重臣论道来决定政策和舆论导向。若公论持于下，将威胁朝廷的权威而使朝廷失去对于地方控制权。

所以李贽在奏疏中说道：“公论者，朝廷之柄也。小人在位，天下未闻其恶，外臣未受其伤，而台谏争之，大臣主之，斥其奸而屏逐之，则臣民安于下而忘言，即其击之不胜，而四方犹静处以听，知朝廷之终有人而弗难澄汰也。如是，则不保国之无奸邪，而四海无争衡之祸。公论之废于上也，台谏缄脣，大臣塞耳，恶已闻于天下，而倒授公论之柄于外臣，于是而清君侧之师起，而祸及宗社。”

对于现在大明的这种现状，李贽和王锡爵的看法是一致，就是要一议论，按照原本大明的制度，是用科道来制约各级官员，防范他们形成藩镇，所以给予科道的权力很大，既是监察机关，也是议论机关，这就必然导致科道侵夺行政权力，这是朱载坖所不愿意看到的。

所以朱载坖决定建立咨议机关，将议论的职能划归给咨议机关，而科道只能够专司监察，限制其权力，从而达到上下相亲，天下之势乃固目的。

内阁首辅王锡爵也上疏对李贽予以支持，王锡爵也认为朝廷并不是要杜绝议论，而是要将议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

王锡爵在奏疏中陈奏道：“大臣坐论，日侍于燕间；谏诤有官，各责以言职。非是者，虽或兼容并包，而必厚防其生事启衅之伤。自匪佥人，恶有舍闺门子弟之职，置四民耕读之恒，弃官守慎修之纪，旦揣夕摩，作为皦皦炎炎之论，以动人主，而侥幸显名之与厚实哉！”

对于这些到处散布各种议论的人，王锡爵认为他们绝对是心怀叵测的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乃是圣人教诲，皇帝和朝廷只要修身自好，对于小人之利病，国事之得失，触之而自知，并不需要汲汲于求谏广听。

言论过分的扩张，使得各种言论都在朝廷上加以商讨，反而使得朝廷无所适从。

王锡爵在奏疏之中说道：“国有大事，大臣任之；大臣不能言，而后谏臣任之；谏臣不能言，而后群工下至士民，皆可奋起而言之。若夫群然竞起，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后，则首其议者，盖亦诚出于